季羡林散文集1
前段时间机缘巧合地读了季老先生关于大学生活的一篇文章：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很好奇，心想着季老这样的人物，大学里还有什么遗憾不成?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通读了整篇文章，季老说“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这个伪命题，他曾反复思考过很多年，曾一度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二是仍然要上，而且还要“重操旧业”，仍做一个梵学学者。虽然这个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似乎也无补于国计民生。最终，季老还是选择了后者，学仍然要上，书依然要念，路依旧要走。
确定了要再上大学这个选择后，季老回顾了他大学时代令他收获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在准备论文时，季老用了三年的时间翻书读报，整理资料。为了不让自己的“辛苦”被辜负，季老费了很长时间在论文前加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既体现了文采又说出了辛劳，一举两得。可是在杳无信讯的几日之后，教授找到季老，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都不要，全是些华而不实的空话，别人要是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季老当场觉如晴天霹雳，打的他说不上话来。可在反省后却深觉教授这一棍打得好，一生受用。二是论文完成之后，学位也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包括引用的书报、杂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这让当时的季老内心烦腻，三年摘录的资料不是三个月，哪里那么好找，却也只能耐着性子、硬着头皮，一本一本借，一本一本查，一个字一个字审核。后来季老发现，德国(国内大学毕业之后季老去德国深造，上文所讲两件事都发生在季老德国学习时期)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一本书要一个研究室的人来校样以保证不出错，真是“愚”之致也啊!文章的最后季老说，若有年轻人问他有什么话对他们讲，他就说这两点。
读完文章之后我有一瞬间缓不过神来，脑子里许多念头飞过。文章中季老虽只说了两件事，可却藏着千千万万件事的影子。季老思考要不要再上一次大学，就像生活中我们常常在思索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是最捷径，是否性价比最高，是否最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是否对自己最大裨益......很多人常常会后悔，特别是在受到挫折，处于逆境时，他们总觉着当初若是弃A选B结局定能大相径庭，指不定自己“咸鱼翻身”!可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选择而是态度。我相信，若是季老没有三年著一文的精神，没有重头核一稿的严谨，不改掉“彰显辛苦”的心思，不学习德国人的“愚笨”，那么他也不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我们常常被“选择”吓到，好像选项A和选项B的背后藏着天与地的极端差距，要么一路荆棘要么一路玫瑰，踌躇地站在十字路口，生怕一子错满盘皆输，余生用悔恨度过。其实，哪有那么严重!有人呢，康庄大道能走成死路一条。你呢，若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羊肠小道也终能走到开阔平原，就看你那一路上做了什么罢!
季羡林散文集2
读了季羡林的散文之后，自己内心激动不已收获颇多，无论在人生的感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或是为人处事的态度都有所提升。季老的散文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来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是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正如钟敬文所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应为他真诚。”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在传统文化方面，季老主张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但却又不要求我们因循守旧，老守着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而停滞不前，他鼓励创新，顺着历史的长河发展规律的同时将老祖宗的好东西保留下来，使之生生不息。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
季羡林散文集3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4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5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